苦难的历程

　　调回水江以后，我无处居住，暂时和我的母亲和继父挤在一起。不用说，这够别扭的。不久，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我姐夫从部队转业了，当时他是连级军官，在部队有一间10平米的单人宿舍，地点离我们那所职工大学不远。我姐夫和营房科的人拉拉关系，获准暂时不交宿舍，借给我暂住。于是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窝。但这个窝还不能给学校知道，知道的话，你就更没有希望从它锅里分一勺了。虽然我和学校签订了一份“永远不要求学校解决住房”的协议，但我听说在我之前同样签了这种协议的同事后来也逐步啃到了一点儿西瓜皮。有个要好的同事叫尹间的告诉我：如果想吃到瓜瓤，第一步必须设法住进学校的教工集体宿舍。尹间还具体教我操作的办法：不要向学校打申请，你打申请他是永远不会批准的，你只有找个空床悄悄地“借住”进去，把生米炒成熟饭再说。尹间的这句话让我想起很多男人谈恋爱时常常使用的花招。

　　经过一番侦察，我发现有一间集体宿舍还没有住满，只住着一个姓卫的青年教师，但彼此不是很熟悉。尹间告诉我，小卫喜欢下围棋，而且棋瘾很大，如果他宿舍里能多一个下棋的伴儿，他肯定会高兴的。告诉你吧，就为这句话，我居然成了一个围棋爱好者。我临时看了一点围棋书，打了武宫正树和聂卫平的几局棋谱，就冒充说会下围棋，和小卫泡上了。当然我是屡战屡败，小卫也赢得心花怒放。当时我除了跟小卫下，还经常晚上跑到校长家里去下，我知道我们校长当中学教师时就喜欢下棋，还是小卫的师傅。开始我不过是为了床位在做做戏，不料后来渐渐假戏真做，一下子就迷上了围棋。经常在小卫宿舍里杀得深更半夜的。有一天夜里忽然下起了雨，我就趁机说不回去了，就睡在这张空床上吧。当时是初秋天气，不是很冷，床上的设施不很复杂，这第一夜很快就熬过来了。万事开头难，凡事有了第一次，下面就很难刹住车了。第二天中午，我从家里带来了一套垫被盖被，往那张空床上一放，说，以后再下雨下雪我就不怕了。就这样渐渐渐渐地，我住在宿舍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不分什么下雨不下雨了。有一次我和小卫一起在校长家下棋，我当着小卫的面对校长说，现在我和小卫住在一起，小卫挺照顾我的。校长说这样也好，省得和你妈妈他们挤在一块。校长还说：你们都是我的学生，现在在一个单位工作，应该互相照应些。听上去，我和校长好象达成了某种默契似的。为此，我深深地感激他。又过了些时间，我跟小卫要宿舍钥匙来配一把，小卫犹豫了一下，但不好意思说不了。好了，你知道了，我是怎样一步步把生米煮成熟饭的。这一招虽然有些下作，但你不得不承认，它挺适用、挺有效的。

　　算起来，我在学校住集体宿舍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近一年。这一年里，还真有些故事可以一讲呢。当时我的儿子四岁了，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在水江找了个关系，在一家幼儿园借读。儿子有时候和我住在部队宿舍，有时候住在学校宿舍，挤在一张狭狭的单人床上。就这样，我们爷儿俩从秋天混到了冬天。学校一放寒假，我和儿子就去了苏北的麻县孩子他妈还留守在那里，她没有寒假。临近大年三十的时候，一家三口再从麻县回到水江来过年，然后呢，我们再回到麻县去过完剩余的寒假，再然后，再回到水江开学就这样来回折腾。后来人是调过来了，户口却过不来，因为迁户口每人要交七千元钱的“城市建设费”。当时的七千元钱相当于我一个大学教师近三年的工资总和。当然这和房子关系不大，不说也罢。

　　过完了1991年春节、寒假，我和儿子回到学校，发现教师集体宿舍的形势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我们的宿舍楼在校园内，放寒假了，校园里头头脑脑走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住校的那些青年教师就开始乱搞，乱搞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房子。宿舍楼里有几位结了婚的青年教师，每户一间，但他们都抱怨不够用，没有厨房什么的，于是寒假里趁学校不设防，他们就乱抢房子，乱占地方。其中胆子最大的要数陈立了，他把三楼的一大间学生会活动室给“借”了过来，当厨房用，兼做小孩烘尿布的“烘房”他将上百块尿布像万国旗一样挂得满屋子都是，下面用四只大电炉进行烘烤（电费当然是不用他来付的）这就是“烘房”给我的第一印象。开学后，陈立继续强“借”着这块近80平米的地方，看来他想把这么多生米统统都煮成熟饭。陈立的作为倒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为什么不能在上面放一张床呢？

　　讲到这里，觉得有必要交待一下故事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新盖的一幢住宅楼正在搞分配，共是24套，分了好长时间了，还没有分下去。分房规则采用的是打分制，分数高的有优先挑选权。结果前24位都是老年和中年教职工，没有35岁以下的份儿。前24位再将自己的旧房腾出来，又产生了24套（户），如此循环，从数学理论上说，似乎可以无穷尽地分下去。其中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副教授晚节不保，突发奇想，他搬进了新房，却又不肯让出旧房，而等着要搬进他旧房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我的好同事尹间。尹间一看这情况急眼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撬开了新住宅楼底楼尚未分掉的一小套，突击将家具搬了一部分进去。其中有一些旧家具他不想要了，比如一张断了一条腿的三人沙发（可以展开来当床的那种），给我倒是挺适用的，于是我一要，他就很大方地送给了我。当时我叫了班上的几个男学生帮我抬到了三楼那间“烘房”里，摆在一个角落上，断腿的一角找了几块砖头垫垫牢，一张在我看来很奢侈的床就此诞生了。陈立闻声跑过来视察，连声问这床是哪儿来的，我跟他来了个小幽默，说：“尹间抢学校的房子，我们就抢他的东西。”这家伙愣了半天，居然没有反应过来，还傻鳖似地问：“这话怎么说，为什么他抢学校的房子，我们就好抢他的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这家伙的智商等于几了。告诉你吧，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教师队伍里可是比比皆是呢。我提高了声音冲他说：“你他妈的还傻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抢！再迟一步，好东西可就让别人抢光了！”你猜这家伙怎么样，他像个傻大兵在战场上听见了冲锋号，拔腿就往楼下跑去了。

　　事后我想陈立这家伙肯定挺后悔他没有把他的“烘房”守牢，没有实施一步一锁或者人离门锁的政策，现在被我“突袭”进来了，他也没有办法把我轰出去，因为“烘房”也是他非法占领的房子，他没有理由轰我。当然他可以跟我捣蛋，让我住不安生。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将在下面专门讲到。

　　前面说过，这“烘房”原来是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室，共有四间，80个平米，平时多用来做跳舞场所，所以房顶上还挂着一些彩灯、彩纸之类的装饰物，当然这些装饰物现在都一概被陈立的尿布代替了。我所需的地方并不大，也就一个角落，五、六个平米吧，因为我当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沙发床，一张旧课桌两张旧板凳（上面摆一些脸盆、牙刷牙膏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能占用多大的地方？角落里只有两面墙，另外两面我用铁丝拉起了两块床单，聊以遮羞吧。但比起小卫的集体宿舍，我和儿子毕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了。生活正在一步步地好起来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那是一段很不愉快的插曲，因为和房子有关，似乎也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

　　正当我和儿子度日如年地坚守“上甘岭”之时，我的继父因病去世了。我继父身前是一个厂的书记，他自己有一儿二女，均已成家，也均有自己的住房。其中要说明的是，我继父及我母亲把他们自己住的一套新房让给了（他）儿子结婚，自己却住在厂集体宿舍的两间小平房里。按理说，他们对（他的）儿女已经很够意思了，但他死后，他的儿女及媳妇、女婿们觉得那两小间平房让继母（也就是我母亲）住着太便宜她了，于是就闹着要分一间给他们。我母亲当然不会同意。他们就天天来闹丧，每次来都要抢一些东西走，比如折叠椅、闹钟、半导体收音机之类，最后还要抢那台14寸的北京牌彩色电视机，说那是他们的父亲留给他们的。我母亲不给他们抢，他们就下狠手打、下狠劲踢，最后电视机还是给他们抢走了。最后他们还要抢房子。事态越闹越大。厂里来人也阻止不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母亲只好请了律师，提起法律诉讼。母亲一起诉，厂里的领导就把同情心转向了被告一边，他们认为把家庭纠纷闹到法庭上太过分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啊”，他们这样说。不过，事情都闹到这地步了，那还能叫“家庭纠纷”吗？

　　不知为什么，我继父的那些子女们坚持认为，他们的亲爹一定留了很多钱给他们的后妈（他毕竟是一厂之主啊），却没有给他们一分钱。仅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太不了解他们的亲爹了。要知道，八十年代的老厂长们大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他们满脑子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贪污腐败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新名词、新概念，他们还没有能够适应，脑筋还没有转过弯来，他们看待这类事情就像看待小偷一样，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哪像现在的那些年轻的接班人，贪得越多，官做得越大，反之亦然。他们私下里已经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了这样的修改：“上班小车接送，吃喝有人进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据说现在还加了一条，叫做“别墅一至二幢”。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标准和奋斗目标。据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领导同志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了人都感觉到十分羞愧。我继父的那些子女们肯定把他们的亲爹看成了一个晚节失守的贪官。没有比这个更让死者伤心的事了。

　　这场民事诉讼前后拖延了一年零三个月，法官们在吃了原告吃被告之后大概觉得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才做了和事佬似的调解。那两间小平房好歹给我母亲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九十年代初的法官虽然有点小敲小榨，但还不敢颠倒黑白，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这事要放到现在就说不准了。对此我不是枉加猜测，而是有亲身体会。因为前不久，我们为马家湾（即现住的）房屋面积短缺问题打了一场官司，受理的恰好也是八年前的那个法庭，结果呢，当然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这事我准备在这篇小说的后面详细讲到。

　　现在，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八年前（即1991年）的法律到底有些什么威力。调解结束后，那些子女们并没有归还他们抢去的东西，相反，他们还是三天两头跑上门来闹事，并启发我母亲说：“你不是会告吗？你再去告啊，你再去起诉啊！我们害怕你告呢！”骇得我母亲再不敢住在家里，只好把那两小间平房锁起来，跑到我姐姐家去避难。她总不能跑到我的“上甘岭”去呀。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连自己都无力庇护，更别说庇护自己的母亲和“天下寒士”了，还活个什么劲呢。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假如我的意志稍微薄弱一点，说不定我就自绝于人民了。

　　关于我母亲的房子问题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当时我姐夫转业在税务局工作，他设法把我姐姐从厂里调了出来（厂里形势越来越糟了）。人调出是要归还住房的，于是我姐夫又找人，厂里同意将我母亲住的那两小间平房交出来。也就是说来了个调包计。我姐姐原来的一小套调给了我母亲，我姐夫一家则搬进了税务局分的新房（二室半一厅）。

　　下面，还是来说我自己的事。

　　时间还是1991年。我们在“上甘岭”熬过了春天，迎来了夏天。夏天到了，离放暑假就不远了。于是我就天天盼着早点放暑假，好带着儿子回到苏北的麻县去那里有我们的一小套住房（一室一厅），它至少不会让我们时刻担心自己的中暑问题。

　　提起麻县的这一小套房子，也是一肚子的辛酸苦辣。当初为这套房子，我们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代价？结果刚住进去不到三年，又要告别它、丢弃它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早知调回水江要受那么大的罪，我为什么又非要调回去不可？人家是三十而立，我却是三十而弃回到一无所有，一切从0开始我不知道自己中了哪门的邪。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能怪我们自己。

　　1997年春节，我算正式拥有了麻县的这一室一厅。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和草窝差不离的抗震棚里。那棚子是1976年防震抗震的时候搭的，墙、房顶和门都是芦席做的，四壁透光，下起雨来，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下大了还会淹你一早起来，经常发现你床前的拖鞋、脚盆、小木凳等等都已飘得不知去向。告诉你，我和我妻子就是在这样的棚子里结婚的。换句话说，这间芦席棚曾是我们的新房。我们结婚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双方家长对我们的婚姻虽然不反对，但也不很赞成，尤其是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时间太短，结婚太早了，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他们都没有准备。我单位也说这样的话。刚分来时，我住厂里的集体宿舍，第二年我要结婚，厂里说没有房子，只有先到抗震棚里过度一下。当时我们太年轻，也不觉得抗震棚有多可怕，心想过度就过度吧，没想到一过度就是四年多。刚住进去的时候，我们把芦席墙用旧报纸糊起来，上面再糊上一层白报纸，有人建议我们用马粪纸什么的拉个顶，以免看到屋顶上的芦席和窟窿眼儿，我觉得太费事，再说又不打万年桩，抱着这样的想法，就没拉什么顶。床呢，就是集体宿舍的那张单人床，居然也用它睡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后来厂领导出于关心知识分子，让行政科借给我们一副床板，共两张，拼起来约有四尺宽，但妻子觉得它太硬，就没采用。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它闲置着的，我们找来一些砖头，把木板垫起来，当长条桌使用。在此之前，我们的桌子是由我的木箱来充当的，至于凳子，将脸盆倒扣在地上就成了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新房。我敢拿十元钱和你打赌，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像这样的新房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我就经常拿这个事例来教育我的孩子，还有我的那些学生们，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毫无愧色地把自己塑造成“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一个典范。我对他们说：这样的奇迹，你们这辈子包括你们的后代恐怕是再也创造不出来了。说真的，我不知道时代是不是真的进步了，我也不知道现代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我只知道，我和妻子的婚姻之所以经历几次波折而能一直维持到现在，与抗震棚“新房”的这段经历恐怕不无关系。我心里曾一直暗暗打算，一定要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到我的小说作品里去。我自以为这是我的至少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生活体验。

　　直至现在，1999年的春节，坐在电脑前写作这篇小说，当我回想起我16年的婚姻史，我还是坚持认为，住抗震棚那四年的时光是最难忘也是最快乐的。10平米左右的窝棚里空空荡荡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单人床，两块床板，几只箱子（用砖头垫着）和一些锅碗杯盆，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唯一“值钱”的家当是妻子带过来的一台老式笨重的录音机，只要我们在家，它总是响着声音陪伴着我们。后来我妻子听说我弟弟报考研究生需要用录音机学外语，她便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我们烧饭用的那只破煤油炉还是妻子当年下放农村时用过的，现在的小青年已经无法想象它是个啥玩艺儿了，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过程中不得不舍弃了。假如保存到现在，至少会给我的儿子多一份见识，多一份教材。那种煤油炉火力很小，不能烧饭炒菜什么的，只能把现成的饭菜加加热。中午的饭菜都是我从单位的食堂里买了带回来，假如冷了，就用煤油炉热一热。我们事先把饭菜分成两份，好留一份晚上吃。开水也是我从单位打了带回来，实在急需，就向邻居们要一点。邻居们都很好，对我们很客气，经常主动地跑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开水。后来我们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就狠狠心买了一只煤炉（记得当时的价格是5元钱左右，占了我月薪的近八分之一）。有了煤炉其实也很烦，比如买煤啦，找引火材料啦，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厨房，搞得满屋子都是煤烟和煤气味儿。尤其是刚回新煤的当儿。这当儿我总是把煤炉拎到屋外去，等它正常燃烧了，再拎回来。如果碰到刮风下雨，事情就难办一点，我们只好尽量把那扇芦席门打开来透气，或者就干脆熄了火，在煤油炉上下面条吃。不过，有了煤炉，生活上的方便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开水热水就不要烦了，可以大胆使用，有了煤炉，自己还可以炒点菜吃吃，做妻子的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然后回来择菜洗菜烧菜一阵忙，就有事情可做了，看上去就更像一个家庭主妇了。记得当时麻县的水产特别便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花5毛钱买了一大串小螃蟹，妻子回来把它们洗刷干净，用刀切成两半，再用面裹着，又是油炸又是红烧，烧了两大盆，我们喝着葡萄酒，晚上一顿居然把它们全吃光了，这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那情景、那滋味儿可说是终生难忘。后来，我又在好些场合吃过这样的面炸蟹，但没有一次能记得这么清楚了。就像人们总是怀念自己的初恋、总是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性经验一样。还有一点想补充的是，当时我们没有厨房厕所，也没有自来水，单位只是在路边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公共厕所，厕所旁边立着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像我们这样的抗震棚一共有12户），那里常常挤满了要用水的人，厕所门口也常常排着队。有时候水龙头坏了，关不上，水便没日没夜地哗哗流着，淹了巷子里的道路。我们的儿子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直到三岁。关于儿子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是夏天窝棚里热得像蒸笼，儿子身上长满了痱子，夜里我们陪他在门口乘凉，往往要挨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屋，夜深了，儿子就睡在地上的一张凉匾里（凉匾是邻居借给我们的，麻县很流行用它来做床），我和妻子坐在旁边，一边不停地用手里的蒲扇为他驱赶蚊虫，一边聊天、唱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二是夏天里我们的窝棚淹水时，儿子总是感到特别的兴奋，穿着雨靴在脏水里故意哗啦哗啦地乱踩，他还喜欢坐到塑料脸盆里，试图让脸盆像小船一样地漂起来

　　那时候，我很少听见我妻子抱怨什么，好象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种样子的。妻子当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辈子有了你，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也常常为这句话所感动。我知道，当时，作为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女工，能嫁给我这样的物稀为贵的大学生，她内心是很感激我的，她内心的幸运感和幸福感也是可想而知的。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正规”大学毕业生（即七七级），那一年，整个麻县只分配了不到十名，在我供职的近二千人的化工总厂，“正规”大学生就我这么一个“独子”。当时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对我匆匆忙忙找一个上三班的纺织女工结婚都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何以会那么做，但在当时，这一切好象都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事儿，我妻子毅然放弃江南的城市和她的房子（又是房子！），只身跑到苏北麻县的草棚里来和我生活在一起，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我们的眼里，人是第一位的，感情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不重要。我要她来，她就义无反顾地来了，你还想要什么呢？婚后的那几年，也就是在抗震棚里生活的那几年，我们的感情确实很好，连邻居都羡慕我们，他们对我妻子的评价很高，都说我是个“有福之人”。我自己也这么想。那四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偶尔斗斗气，一转眼就和好了。记得有一次她告诉她哥哥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她哥哥竟然不信，说“天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后来妻子把这件事悄悄告诉我，那满脸幸福、骄傲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想当年，我们蜗居在草棚里等分房，一等就是四年。单位的三幢住宅楼建好后空关了三年没有分掉。当然不是房子没人要，而是恰恰相反，要房子的人太多了，怕打破头。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要孩子的，但听说有孩子的夫妇可以优先分房，我们就改变计划把孩子生了下来。记得妻子临去省城生养的前一天，我们专程去了一趟厂长家与之告别。其实告别是假，谈房子的事情是真。妻子挺着个大肚子，让我们的厂长吃了一惊。记得那是1994年的冬天，厂长对我们说，快了快了，我们准备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厂长还说：等你们的小宝宝生下来，回到麻县，就不用再住抗震棚了。听厂长这么一说，我和我妻子的心情便好了许多。谁不想有个像模像样的家，谁不想有个自己安逸的藏身之所？在去南京的长途汽车上，妻子便开始一次次地设想、规划我们新房的蓝图直到我们的儿子长到三岁。每年冬天我们的厂长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但每次都有人威胁我们厂长，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让厂长过不好年。你想，厂长也是人，他也想过个欢欢喜喜的春节，所以，他只好让新房一年又一年地空关着，让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望梅止渴。

　　本来，我是住不上新房的虽然我一直自认为，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正规”大学生、“正宗”知识分子，进新房应该没有问题。当时的新房有一室半厅、一室一厅和一室半一厅三种规格，我心不黑，心想哪怕给我一套最小的一室半厅的就行总要比抗震棚强吧？但后来有可靠的知情人偷偷告诉我：新房的分房方案中没有我的名字。在这篇小说里，我仍不能告诉你这个告密者是谁，，因为我曾向他发过誓：我将用我的人格担保。假如我没有如此可信赖的人格，他是绝对不会把情报告诉我的。我相信他的情报是准确的。说实在的，这个情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暂时没有把这个情报告诉妻子。可时间不长，她就察觉到了，就猜到是房子出了岔儿，就拉着我到处去找熟人，去找关系。她们文化局一位年轻的领导给她出主意说，他和某副市长关系很好，他要我们写封信，由他亲自交给这位副市长，请副市长在信上批示一下，再转到厂领导手上，这样一来，厂领导非重视不可。我们于是依计而行。我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我不要厂里任何“照顾”，只要它公平对待我就行。结果时间不长，那个可靠的知情人又偷偷地告诉我：分房方案中有我的名字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她马上说：“问他是大户小户？小户不要！”后来又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是中户，一室一厅。我妻子又说：“中户太小了，要不然再去找副市长，要个大户，争取一步到位。”我说算了，我们科长连小户都分不到呢。她又说：“那你去找那个人，要个好楼层，一楼六楼不要，一楼太脏，六楼太高，夏暖冬凉，水压不足，还会漏雨。”我说好吧。其实我并没有去找那个人，即那个向我通报消息的同事，他确实是分房小组的成员，但他只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没有什么实权，能通通风报报信就不错了，何必去为难人家呢？

　　我和妻子在经历了几年的感情危机和分居的考验后，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我们一切又要从0开始了。如前所述，我们住过集体宿舍，住过“烘房”，住过“水牢”，直到现在，住进了马家湾三楼的两室一厅，我想我们该知足了，或者说，该吸取那么一点教训了。我的意思不是让大家不要换房子，正如我不抽烟，但不反对别人抽烟，说到底，做烟民和买房子都是支援国家建设，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房子是给人住的，而不是相反，人给房子住了。最近吧，我老在琢磨普希金的那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想自不量力给这个故事写个续篇我在琢磨，假如若干天后，那条金鱼又游了回来，对老头儿说：老爹爹，你把我放回了大海，我说过我要报答你，你不用悲伤，你回去吧，上帝保佑你，你们会有一座漂亮的小木房子的。于是，老头儿走向自己的那间小泥舍，发现小泥舍已经无影无踪，在他面前，是一座有明亮阁楼的木房子，装着砖造的白烟筒，还有橡树造的薄木板大门，老太婆坐在窗下，她还会不会更厉害地指着老头儿痛骂：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地道的傻瓜！你只要了一座木房子，你真傻！快给我滚回去，去跟金鱼说，我要做个世袭的贵妇！我在想，假如老太婆不这么说，那么她该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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