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考验 1

　　早上一到办公室，我就给王江打了个电话，要求他做两件事：1.找花涌峰谈话，就说韦博已经证实他没有病；2.当众宣布韦博的结论，提醒大家此事到此结束。王江有些诧异：“按你这么说，他没有问题，是我们冤枉了他？“我笑了一下说：“我没说你们冤枉他，但我希望你这么做，你这么做了，他才会信任我，这是我昨天对他做的承诺。““可……他究竟有没有病啊？“王江想得到一个确切答案。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五一节'旅游的事你知道吗？“他迟疑了一下，说：“那次我没去。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后来我也听说了……因为事先说好不带女朋友和老婆，公司又没女员工，所以大家都放纵了些。说白了，也就增加点情趣。可花涌峰非得把大伙儿当坏人看，大家当然不高兴了，发生了点冲突，但没造成什么后果……这与他失忆是两回事儿，说他有病绝不是故意陷害他。““呵，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件事使他在公司里处于孤立状态，时间久了，可能会出问题。我希望你以领导的身份宣布他没有'失忆症'，是给予他一种精神安慰，让他觉得领导还是关心他的。“我解释道。

　　王江沉吟了一下说：“让我想一想，看能否既达到你说的目的，又不让其他人难堪。“他的态度我很理解，作为一个领导，当然得考虑到整体，不能因为照顾一个人而伤及大众。其实，我要求他这么做，除了已经说出的理由外，还含有一个价值判断：不管花涌峰行为上有没有过分之举，在本质上他没有错。我的行为实际上带有声援的意味。这么做似乎超出了治疗的范畴。放下电话后，我有些疑惑自己的行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患者，没理由给予特别关怀啊！但转而又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正常：不就要求同事和领导配合吗？这与要求家长不过分责备孩子没多少区别。正想着，电话响了，我下意识地拿起话筒“喂“了一声。电话里传来一个成熟女人的声音：“是韦博老师吗？“一听就知道，她是宏宇集团董事长刘红。刘红是我们“心理咨询中心“第一大股东，也是创办人之一。7年前，声名鹊起的我和宏宇集团老板刘红同时荣获本市“杰出贡献奖“，我们在颁奖会上相识，其间有过短暂的交流。我对她“把心理咨询做到企业“的建议很感兴趣，下来后主动和她进行了商谈，得到了她的投资。我从此离开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开办了这所咨询中心。

　　当时我占40%的股份，刘红占60%，我的40%都是知识产权和个人名望以无形资产入股，刘红的60%却是实打实的现金投入。由于资金有保障，我们运作了几次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加上我在业界的名气，几年时间里，我的中心就成为国内著名心理咨询机构之一……虽然多次扩股已导致刘红失去了绝对控股地位，但她是大股东和创办人这个事实，谁也不会否认，我更不会。刘红在电话中说：“过几天就是宏宇集团十周年纪念日了，我们准备隆重庆祝一下，您是社会知名人士，又是我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一定要赏脸哟！“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宏宇的请柬一周前就送来了。我答道：“好的，我一定参加！“对于重要的客人，派人送请柬后，再由老总亲自电话邀请，是显示尊重，但我觉得她似乎还有话要说。刘红在电话中对我们心理咨询中心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并一再声称，她的这笔投资非常正确，是我使她的投资不断增值，她要好好感谢我等。这些话对别人说，可能会使对方很温暖、很感动，但我知道她后边还有正题，就随口“嗯，嗯“地应着，等她说正事。

　　她大概觉得我已经被感染，亲热度拉近不少，就说到了主题：“听王江说，他公司有个员工找您看过病？“果然是这事儿，看来，王江接到我的电话后，转身就给她汇报了。王江可能认为我不愿接手这档麻烦事，在敷衍。我把情况大致介绍了一下，然后说：“花涌峰肯定有病，我已经确诊，我也肯定会给他治疗。我叫王江那么做，只是希望他配合我。我没给王江说清楚，是担心他把握不好，被花涌峰看穿，给治疗带来障碍。“刘红连声“哦，哦“表示明白，最后她说：“这样吧，我叫王江按您的要求做，具体情况我也暂时不告诉他，医疗费由集团财务和您结算。“我说：“好的。“然后互相客气了一番，挂断了电话。刘红的电话使我多出了一个疑问：她和花涌峰有什么渊源？难道仅仅是领导爱惜人才？--亲自主持下属企业的招聘，一眼相中花涌峰，看上去怎么都像事先安排好的。

　　可要是她和花涌峰有特殊关系，怎么不知道花涌峰有病呢？难道花涌峰是为了隐瞒和刘红的关系，故意“忘记“往事的？要是那样的话，花涌峰不仅瞒过了同事，也瞒过了我！可要瞒过我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医师，几乎不可能！况且，若真是这样，刘红应该清楚花涌峰的动机，她为什么还要积极“治疗“花涌峰呢？这个疑问带给我一个从未有过的课题：病人究竟有没有病？疑问正在脑中盘旋，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前台小姐打来的，她说：“韦总，有两个人要见您，但他们不肯出示证件，也不说自己的身份，只说是您的朋友，说您见了就知道。“我说：“你叫他们接电话。“电话那边一阵拖动电话线的窸窣声音，然后就听见一个地道的京腔口音：“喂，听我说，韦总，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专门找您有事儿。“我问：“可你是谁呢？““见了不就知道了吗？--我们面谈，好吗？“我翻了一下日程表，看上午没有什么重要的安排，就答应了。几分钟后，两个中年男子进了我的办公室，年纪稍轻的那位进屋后，谨慎地关上了门。来人很客气地表示歉意：“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和善地点点头，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年长的那位从皮包里摸出一个证件递给我，“我们是中纪委的。“我接过一看，是一个印着国徽的工作证，封皮上赫然写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没见过中纪委的工作证，辨不清真假，看了一下就还给了他。来人郑重地说：“我们找您，是有重要的案子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请讲。““我们正在调查一桩腐败案，其中涉及财政厅厅长，听说他最近在您这里治疗，我们希望您能提供一些线索。“竟然是这事！这……这怎么办？他们说的财政厅长就是我手中正在医治的那个病人，而我之所以接治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官职，是他妻子的请求。我和他的妻子以前并不相识，初一见面时还令我比较反感，是她表现出的无助和哀伤打动了我。那天，这位女士不顾工作人员的安排，直冲冲地找到我的办公室，态度傲慢地要求我出诊。我对她说，我们这一行没有出诊的习惯，什么病人都得到这里来治。她拗不过，不得不说，她无法把丈夫带来，因为丈夫不承认自己有病。

　　我认真地告诉她，我们之所以不出诊，是因为这种治疗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医师只有在自己设定的环境内，才能把治疗技术发挥出来。后来，她放弃了傲慢态度，用诚恳的语言求我。我耐心地告诉她，我说的是真话，而且还告诉她，我只是一个行政人员，不做专业临床治疗。她见我这么坚决，咬了咬牙，说出了丈夫的身份：省财政厅厅长。也许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个大人物，说出来后紧盯着我看，想看我有什么反应。可她有点失望，我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其实，这样的职务对我来说，太普通了。我成名以来，结识的官员早就不计其数了，别说一个厅级干部，就算是中央领导，我也不陌生。她着急了，不停地求我，还不断地恭维我，说我是全国顶尖的专家，我不救她丈夫，就没人能救得了。我对她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是推脱，我已经很久不接诊了。她哭了，边哭边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在上学，她和丈夫的父母都还健在，如果丈夫倒了，整个家都完了！我不能把一个哭着求助的人推出门，这是任何一个心理医师都不会干的事。我叫她安静下来，说说具体情况，再商量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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